叶挺军长在皖南事变中

叶挺（1896——1946），原名为询，字希夷。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北伐名将。1937年，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新四军军长时，注重新四军的正规化训练，倡导并主持建立了全军的参谋工作制度，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同时竭尽所能改善了新四军的后勤保障，还重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舆论宣传，亲自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大大提高了新四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新四军军部于1月4日晚开始北移，1月5日，全军抵达泾县茂林地区，叶挺与项英、周子昆讨论军事行动时，因钱俊瑞和叶挺同住一室，经常旁听，叶挺戏之曰：“再过一些时候，你也可以带兵了。”7日，部队按原计划行动，军部随二纵队过丕岭，路过一处断崖，停下休息，将行，叶挺忽然大发风雅，站定在山野旁边叫到：“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云和成一首，好不好？”钱俊瑞对这峰回路转、云雾迷漫、涧水峥嵘的胜景，自然也是心旷神怡，欣然应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叶挺不管他接上接不上，吟道：“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钱俊瑞想了一下，便转换口气念道：“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

但这只是钱俊瑞的良好愿望而已。行吟之声未绝，前方的血战即已开始。好在初战的新四军锐气正盛，一路击退拦路之敌，直到百户坑出口处，才被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二〇团阻于星潭村外。当时一纵和三纵均遇阻击，不能按原计划会攻星潭。叶挺于当天下午，带着几个卫士，亲赴火线视察，得知坑口一部分仍为友军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友军第四十师在该村筑有碉堡，其中两个辅助碉堡新四军已经占领，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军手中，现友军封锁坑口，火网猛而密，所以完全不能前进。因叶挺无权临机处置，不能按自己的意图投入增援部队，不得不返回百户坑向中军帐内的项英报告，听候指示。项英并没有什么主张，在主持召集的军事会议上，以种种借口否决了叶挺等人的方案，历时六、七小时不决，叶挺遂发了火。至此，项英才接受周子昆原路退回，再出高岭的方案。叶挺只好据此下令，并在移动中，屡屡传命，绝对不准点灯，不准掉队。

8日，在高岭遇顽军第七九师阻拦，叶挺又率卫士上前线视察。实际上，叶挺独自行动是没有意义的，果然，项英遇到阻挡后，即请叶挺回来开会商量办法，叶挺对项英的领导已经失去了信心，对部队的前途也产生了怀疑，但他无能为力，深感有劲无处使，有气也无处出。会上，饶漱石起而批评项英，叶挺对饶漱石的批评表示同意，并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当晚，他和钱俊瑞住在一个阁楼小房里，他告诉钱俊瑞说，已致电重庆及延安，说明目前处境之困窘。他认为这局面恐非一再忍让所可解决，如此下去，全军人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还追述了自己大革命失败后在潮汕一带退兵的情形，言毕，不禁长叹。叶挺在新四军中是没什么知己的，他的许多心里话不能和其他领导人说，和他们也合不到一块，钱俊瑞是在1940年夏和叶挺一道从重庆来皖南的，彼此还算谈的拢，所以在这次北移途中，叶挺一直将钱俊瑞带在身边，无事可做时，和钱俊瑞一谈心曲。

9日黎明，军部机关抵达高坦，叶挺在高坦汪家祠堂休息。因为项英等人的不辞而别，担子一下压到叶挺身上。一个平时不掌握军队的人，在军队陷入困境的时候，在建制几乎被打乱，各部间的联络极端困难的时候，接手这个乱摊子，是需要勇气的，更是需要觉悟的。在高坦附近，他指挥部队夺取祠堂左右两个山坡后，继续向纵深前进，刚好，这时，第三纵队司令张正坤来了，叶挺即令他带人向右翼迂回，绕过顽军背后，设法冲出一条路。部署完了，政治部的同志又引着一个刚刚率半排人投诚过来的顽军一四四师排长来晋见，叶挺慰问了他一番，接着问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队，他一一回答了。

“你为什么要投诚？”叶挺微笑着问，手里摇着那支随身不离的手杖。

“我们不愿打新四军。”

“你们为什么不愿打我们新四军呢？”

“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

“新四军不是‘匪军’吗？你怎么相信他会抗日的？”叶挺笑着说。大家都笑了。叶挺是个挺幽默的人，比如，他曾对看守汪家祠堂60多岁的老头子说：“你们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卫这个皇帝了，你们这些姓汪的还会苦吗？”弄的那老头儿窘得连连摇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广东汪，我们是安徽汪呀。我们没有交关的，官人！”

那个顽军排长也是连连摇手：“不，不，那是我们长官教我们说的。我们知道新四军顶平等、顶文明，你们打敌人打得的。这次长官命我们出动，说是打敌人，谁知是打你们！”

这时祠堂后面枪炮声又紧起来了，叶挺嘱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几位友军战士，即带了参谋、卫士上山督战去了。爬到将近山顶，叶挺拿着望远镜、挂着照相机、撑着手杖，独自立在那里观察敌方阵地，一任对方子弹“虎、虎，切、切”地从身边飞过。他的这一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在以后的几天里曾反复出现多次，和拿破仑失败前夕的战场指挥形象有些近似，可能都含有希望敌方子弹击中自己的意思。经9日一天的激战，新四军攻占东流山，当夜，叶挺以三团作前卫，教导队断后，掩护军部翻东流山向大坑突围，但在进入大坑的一侧山头时，遭到顽一〇八师的伏击，部队全部被冲散，叶挺也被冲倒，滚下山来，跑回石井坑，除手边几个干部外，武装战士已不足20人。

进入石井坑后，叶挺找一房子临时住下，稍作休息，其时周围全无战士，连警卫房子的人都找不到，后来见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队伍，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他们一站在那里，就倒地睡觉。幸好，夜间敌不明情况，未立即进攻。天明后，叶挺进入一草棚内，从草棚顶上的破漏处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山上，未发现敌人，但刚刚返回住处，对面山上枪声即紧了，后面山上也出现了敌人，四围敌军迫进，而自己手中全无武装，奈何，奈何！叶挺便叫大家准备便装，设法分头走脱，自己则走到窗口，看看情况，望见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鼾睡，不禁悲从中来，沧然泪下，他取出手帕，揩了眼泪，回到桌旁，手草一电稿，交秘书处拍到延安：

请延安酌定转委员长蒋、司令长官顾钧鉴：

此次事变，挺应负全责，百死不足以蔽其辜，惟职军全体将士在重围中，转战五日，所为者惟遵命北渡。但所处境孤危，弹尽援绝。如蒙均座开一门户予挺效命与疆场之机会，则国家之福。浩虽引尾，汉亦所等也。临电惶恐，死罪死罪。

职叶挺敬叩于泾县重围中

这份所谓的请罪电并不损害叶挺的形象，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军人的荣誉作代价，去换取众多新四军将士的生存，表现了一个殉道者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崇高精神。在发这一电报时，叶挺还发一电，亦托延安设法转澳门致其夫人，略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末后嘱其夫人善事教养子女，令其继承父志云云。他一面起稿，一面啜泣。屋内同志，也都啜泣。叶挺还叫钱俊瑞致电香港，托付后事。

随着大队人马源源汇集石井坑，叶挺才稍振信心，安排部队在四周山头固守，力图坚持一星期，指望延安方面交涉取得成效。但叶挺过高地估计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在大山中的徒劳往返和久冲不出，已经耗尽了新四军的精力。各部进入石井坑时，将士已疲劳过度，根本无力向敌主动突击，叶挺对这点有清醒的认识，完全清楚大部队的突围已经绝望，他抱着义无返顾的决心，准备采取决死阵地战的方式，造成一个新的黄花岗。12日上午，敌总攻击开始，不久，新四军各阵地先后告急，将预备队大部投入后，才稍稍稳定。将晚，新四军主阵地东流山告急，其他各阵地也是险情不断，总预备那点兵力投入进去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叶挺设在一个小山坡的指挥所也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下，叶挺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像钢人一样站在指挥所的山坡上，子弹“切、切”地叫着肆无忌惮的从他耳朵边、头顶上飞过去……这时，几个高级干部向他建议：局势已经不可挽回，能保持一份力量还得保住。他静默了约摸有两分钟，镇定地转过身体向四周山上看了看，回过头来简短地说：“我同意你们意见。”接着用手指着周子昆说：“你照这个意图立即定出方案来！”12日午夜，新四军各部按照干部分散穿越封锁线、战斗部队设法冲出去的部署开始行动。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任光负伤了。1941年1月21日，叶挺在狱中写的《囚语》中，在新四军中惟独谈及任光。其语曰：“至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声及手榴弹声容形成最伟大的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即石井坑——引者注），沿途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去，落荒逃到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粮款困惫之状，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蚕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线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注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

石井坑突围行动开始后，军部向石井坑东北方向的大康王一带前进，其余分两路：一从凤村向东青树方向；二向茂林方向。军部出石井坑，翻越一座大山后，又遭敌军包围，部队被冲散。为挽救幸存的部分新四军将士，叶挺和饶漱石商量后，决定前往五十二师谈判，但在下山途中，即被顽军扣押。从此，叶挺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5年多的囚徒生活。经中共中央长期交涉，叶挺于1946年3月获释。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