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绩边的黄高峰被誉为“皖南井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这里的老区人民与胡明领导的皖南游击队鱼水相连、共克时艰,打退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清剿”,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本文讲述的,就是红色后代王贵安讲述其盲父为游击队筹粮的故事。
黄高峰
我家从祖上开始就住在黄高峰下的王家庄,这是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王姓族居小村落。我的父亲王连尚从小因病几乎双目失明,拄着棍子勉强可以出门行走。我的母亲也是个常年卧床的病秧子,家庭缺少劳动力,就没有农作物收成,于是吃了上餐愁下顿,咽秕糠吃野菜便成家常便饭,生活的贫困窘迫简直难以言说。
可就是这种水深火热的苦日子,国民党的那些“强盗兵”也不让我们过得安生,三天两头来打家劫舍、放火烧房,污蔑我们这里是窝藏“赤匪”的老巢。父亲在世时亲口对我说过,1942年是国民党军队来我们山里清剿最频繁的日子。旌绩两县的行动队和自卫队连同敌52师驻军纷纷出动, 对分散在黄高峰及其周边深山大坞里的新四军游击队进行篦梳子般的封锁围剿,妄图将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创建的新生武装力量一网打尽。
到下半年的秋冬时节,国民党反动势力采取了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实施了保甲连坐和并村管制的方式。全副武装的行动队把我们王家庄、五百坦和陶环等邻近几个村庄的男女老幼,像驱赶牲畜一样统统迁移到十里外的厚儒村集中居住,戏称“集中营”。他们还在各个大小路口设了关卡,日夜派兵丁把守,扬言要让那些躲在山上的“共匪”就是变成鸟儿也别想飞出去。
他们见我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根本没放在眼里,可能还觉得强行留置在“集中营”反倒成了累赘,也就对我一家人放任不管了。失去乡邻们的照应,我家的凄惨境况是愈加朝不保夕。
那段日子,乡亲们尝尽了敌人的欺凌折磨,咬牙承受着,隐藏在山上岩洞草棚里的游击队员们,白天也不敢下山,常常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在炭火中烤煮黄精解饿,挖厥葛根充饥。他们经受着生死考验,久困下去必定会陷入绝境,这才是乡亲们最担忧的。
旌德王家庄皖南革命历史纪念馆
有天晚上,已是夜半时分,我的堂叔公王大相和堂叔老马(王必达)悄悄地进入我家破旧的房子,与我的父亲王连尚商量着帮游击队筹措粮食的事,我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时我父亲的双眼还没有全瞎,其中一只眼的余光尚可看见几米远的路,好在人年轻,力气还是有点的。
我父亲去筹粮的地方在玉屏乡(现旌德县孙村镇)的东固桥,那里有我家的亲戚,每年都要周济我家一些粮油等生活用品,由父亲自己去挑运。这个亲戚还是皖南山地中心县委首长老杨(胡明)发展的地下党联络点,为皖南新四军游击队做了不少出色的秘密工作。
从王家庄到玉屏乡的东固桥,走官道的话,往返有五六十里路程,而厚儒里和水北桥是必经之地。这两个较大的村庄又都是敌人重点管控的地方,沿途的每个村口和路亭都设置了检查过往行人的关卡,要想带着禁运的粮食类物品通过绝非易事。
那晚叔公王大相离开时,塞给了我父亲一些宝贝东西,说是秘密武器,以备应急所需。瞎子无日夜,父亲立即挑着一对空稻箩动身前往东固桥了,路过厚儒里和水北桥时天还没亮,便绕过了关卡的盘查,拐小路往前走过管家桥很快就到东固桥了。父亲来到亲戚家,直接传达了旌绩县委要求紧急筹粮的任务,并与亲戚共同谋划了“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的运粮计策。
一切安排妥当后,父亲挑着一担有六七十斤重的稻谷,步履蹒跚地往回赶。刚走到水北桥的村口,就被几个突然冒出来的兵丁拦住了去路,他们见一个瞎子摇摇晃晃的挑粮走路都很惊讶,但也没有放弃搜查,领头的还凶巴巴问是不是在帮“共匪”搞粮食,并故意拿枪指着我父亲的头恫吓说,如不老实交代就拉到乡公所去关起来。
我父亲装着非常害怕又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回话:“官……官爷,我一个瞎……瞎子自家人都……都养不……不活了,哪有能……能耐去管不……不相干的外……外人哦!”
这时有个操本地口音的乡兵插话说:“这个瞎子的情况我有所了解,他家是一窝子的老弱病残,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全靠东固桥这边的亲戚帮衬救济熬时辰,不然早就饿死光了。要说运粮通匪,我敢担保,借一百个胆子谅他也不敢呀!”
有人出面担保就好办了,几个乡兵没再为难我父亲,开了路条放行。我父亲打躬作揖地谢过,挑起担子摸索着探路缓慢前行,走十步拄着手杖歇一肩,远路无轻担哇!
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走到了厚儒里宋家村的老桥头,又被几个流里流气的川兵截住了。那些川兵蛮横霸道,不由分说就拽下我父亲的稻箩子,恶狠狠地说:“大白天的也敢偷运粮食,是要送去救那些躲在山洞里快成野人的‘匪党’吗?真是胆大包天呀!是把东西放下呢,还是连人一起留下?”
父亲赶紧装作惊慌的样子,连声哀求道:“长官行行好,这是我一家老少糊口过冬的保命粮呀,求长官放我全家一条生路吧。”川兵头子说,这是上峰的严令,任何人的禁运物品都得没收,以防刁民暗中相助“匪党”。眼看不能通融,我父亲真有些着急了,在束手无策的关头,忽然想到大相叔公说过,有的川兵喜欢贪小便宜,只要得了好处就可以睁眼闭眼马虎行事。于是急忙从怀中掏出大相叔公预先准备好的秘密武器,递给每个川兵几颗。川兵们接在手中一看,竟然是几粒奇香扑鼻的罂粟丸子,立即眉开眼笑,如获至宝,嘻嘻哈哈地让我父亲赶快走。
父亲一路辛苦,也算是有惊无险,回到家中已是夜黑时分。大相叔公和老马叔已隐蔽在我家附近等候,确定没有尾随跟踪的敌兵后,才现身相见。我父亲与他们详细说了与亲戚商定的运粮计划。
时间定在后天的月圆之夜,亲戚带领几个可靠的地下同志,将筹借的几百斤稻谷和少量油盐,走人迹罕至的偏僻路径至凤凰冲牛山脚下,然后翻山越岭挑运到石井小岭头亭等候。老马叔带几个年轻力壮的游击队员从黄高峰穿插至北岩庵出发,抄近路翻过东坑垱和刘家塔,午夜前到达小岭头亭与亲戚的运粮队会面交接,然后各自原路返回,秘密筹粮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
为了确保行动计划万无一失,以防半途横生枝节而不知情,我父亲第三天又去了一趟东固桥,目的就是掌握晚上执行运粮任务十拿九稳的准确信息,便于游击队放心行动接应。
当天下午,父亲挑回的是少量山芋、土豆、花生、板栗等土特产,所以比较轻松了点。路上过关卡遇到阻拦,就大方地分发炒熟的花生和板栗给那些当兵的品尝,倒没受到太多刁难。
父亲及时赶回家,将晚上按计划行动的情报传给了老马叔。所以,那一晚的秘密运粮任务,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得非常顺利,不仅在敌人铁桶般的围剿下轻而易举地获得筹粮成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旌绩县委根据地的燃眉之急,让处于极度饥寒交迫中的游击战士渡过了生死难关。
在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纠集各种武装兵力,不间断对旌绩边游击区展开“清剿”行动,我父亲因此还多次接受了筹粮任务。为避敌耳目,走的当然是不同路线和不同地方,如走叶家古道去一都的将军乡,走白杨岭古道去南关清潭里,走金岭古道或七磡岭古道去绩溪岭北乡的五、六都,在地下党同志协助下,每次都不负使命。
直到1946年以后,我父亲的双眼完全失明,只能坐在地上摸爬时,才由五百坦村的盲人寿生佬接替他为游击队挑粮运米的艰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