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联合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此次战役中,我军出色的渡江侦察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著名的要数27军的“先遣渡江大队”。

第三野战军发布的渡江作战命令
渡江战役前,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江及纵深敌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况等,1949年4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27军抽调侦察营1、2连及第79、81师的3个侦察班共计300人,组成“先遣渡江大队”。在皖南地区工作过的亚冰(原名章尘)担任大队长,慕思荣任副队长,主要任务是:先行渡江执行侦察任务,并从先遣渡江的实践中打破“木帆船不能渡江”的论调,增强部队渡江的信心与决心,同时在渡江战役打响后接应主力渡江。
精心准备
先遣渡江行动面临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怎么突破敌人重兵防守下的宽阔长江;二是突过去后,在敌人心脏里怎么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并完成侦察任务。这是一个关系渡江战役成败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先遣渡江大队精心展开了一系列紧张、艰苦的准备工作。

紧张的战前练兵
首先筹集船只,训练水手,这是顺利渡江的先决条件。全军积极筹集,挑选出了30多只载重合适的小船和技能强的水手,进行集中编组突击训练。根据潜伏渡江的特点及船只被枪炮攻击的可能,船上特别准备了稻草、绳子(铺船头减弱声响),棉花、黄泥(临时补船用),还将小皮带预先用油浸透,使其柔软,以防摇桨时发出声响。为了解除船工的后顾之忧,还专门制定了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及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
其次展开敌前侦察。为获取沿江及其纵深的真实准确敌情,开展了活捉“舌头”的侦察活动。3月初,2连3班趁着夜色,划一条小船,悄悄登陆长江南岸,带回2个为敌守夜的更夫。3月13日,又组织2连3、6、8班各划一条木船驶抵江心洲和南岸,抓回7个俘虏,其中一个是排长。捕俘行动的成功不仅获取了敌沿江设防和部署的重要情报,掌握了长江水情及潮汛规律,为拟定渡江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力依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战士们对木船渡江的信心。
再者就是进行战术、技术训练。重点开展以渡江登陆战斗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内容包括熟悉水性、学习划船、航渡组织、登陆突破及射击、游泳、救护等。利用驻地河流及已被我军控制的江面进行隐蔽训练,对船只伪装、航行队形、通讯联络、组织指挥以及协同作战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探讨和实际演练。
同时,为了解决干部战士大都为北方人,对江南地形、道路及民情均不了解的问题,通过地方党组织从无为南部、沿江等地调来熟悉江南情况的地方干部共约20多人,经过集中学习培训,担任向导及与江南游击队联系的工作。
27军为先遣渡江大队配给了当时最精良的装备。全大队有火箭筒2个、六〇炮2门,电台1部,2名报务员、2名机要员、1名测绘员。每个班有冲锋枪3支、日本“三八大盖”步枪3支、加拿大轻机枪1挺,战斗组长、正副班长以上干部均配手枪。此外,还有1个警卫排,一色卡宾枪装备,另有1个爆破班,除配给一定数量的炸药包外,每人配给手枪1支。为便于在敌占区行动,有三分之二战士穿的是从淮海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军装,其余着便衣。
成功飞渡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49年4月6日晚上,先遣渡江大队兵分两路渡江。由亚冰带一中队以繁昌十里场、皇公庙段为预定登陆点,从无为石板洲叶家墩,分乘8只木船,于21点50分在十里场江堤登陆,越过江防,经一夜急行军60多里,于7日拂晓到达铜陵狮子山清凉寺隐蔽休息。另一路,慕思荣率二中队,以铜陵坝埂头的北埂王至金家渡段为预定登陆点,从无为江心洲北江村分乘十几条船,于22点25分在北埂王登陆。强渡中五班的船只不幸被敌炮击沉,9名战士当场牺牲。二中队成功登陆后,即连夜赶至铜陵叶山宿营。
巧妙脱险
渡江行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在沿江一带展开了搜索,先遣渡江大队一路时常遭遇敌情。
亚冰带一中队隐蔽于狮子山期间,周围国民党自卫团活动频繁,附近各村庄有国民党谍报员四处打探,而离狮子山仅八里地的黄浒镇,就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虽然一中队到达狮子山后即部署警戒,封锁消息,但还是被敌人发现活动踪迹。4月7日上午,繁昌县自卫团一少校营长派人送来一张自己的名片,反面写着“贵部是何部?往何处去?请奉告。”很快,哨兵又来报告,东西北三面山头发现敌人活动。亚冰与中队几位领导紧急商议,决定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趁敌人还没摸清我军真实身份之机,来个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等部队休息好后悄悄转移。章尘叫人写了封回信,称“我们是88军149师师部搜索队,前往某山区执行特别任务,不便奉告。”此时,国民党军服就派上了用场。先遣队哨兵故意站在半山腰的山门外,大摇大摆地横着枪,晃来晃去。敌人虽有所怀疑,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山头上咋呼或偶尔对空放两声冷枪,战士也毫不示弱,盛气凌人地训斥敌人。拖延到黄昏时分,部队悄悄分散撤离,于当晚22点到达南陵牧家亭村,敌情得以巧妙化解。
8日晨,慕思荣率二中队也到达南陵牧家亭村,两支部队胜利会合。当天晚上,部队转移到铜陵、南陵交界的张家山,为安全起见,同样对张家山进行了封锁,只准进不准出,对路过的百姓暂留,管吃管住。部队在此隐蔽休息了两天。10日晚由于发现有人偷偷溜出村,为防备是敌谍报人员通风报信,部队连夜出发赶往老庙。
11日上午11时许,得到消息的南陵县保安大队包围老庙,并占据西侧山头,控制了进退道路。情况危急,亚冰当即命令2连3排悄悄接近敌人,趁敌立足未稳,迅速打垮敌人,夺回高地。3排采取8班、9班佯攻在先,7班偷袭在后,再集中猛攻的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溃逃。这一仗敌人遭受重创,虽三面包围我军,却不敢轻举妄动,而繁昌自卫团为保存实力又迟迟不来增援。至天黑,南陵县保安大队再无心恋战,偷偷地撤走。
陈塘驻扎
11日晚,先遣渡江大队与南繁芜游击队取得联系,由叶明山、叶显金带路向泾县云岭镇北贡村陈塘冲进发,于12日拂晓前到达南陵与泾县交界处的紫元汤。此时,国民党192师的一个营正在陈塘冲“扫荡”抢粮。鉴于之前的经验,为不暴露行踪,部队没进紫元汤村,而是分散在附近的山林隐蔽,并加强了便衣巡逻警戒。同时,联系到中共南陵县委委员王克祥,请他组织可靠群众帮助侦察敌情。直至下午3时得到消息,敌人已完成“扫荡”,撤回泾县章家渡,部队才分头下山进入附近村庄集结。在北贡地下党组织派来迎接的胡时英等人带领下,先遣渡江大队于黄昏时分到达陈塘冲庄里村,与中共沿江工委副书记、沿江支队队长陈洪和南陵县委书记陈作霖会合。16日,部队移驻陈塘冲里的墈上王。17日晚,沿江工委书记、沿江支队政委孙宗溶和副支队长李友白率另一部分沿江支队成员也赶到陈塘冲。先遣渡江大队与沿江支队顺利会师。
陈塘冲与曾是新四军军部驻地的云岭罗里村仅一山之隔,这里有党的基层组织,群众革命觉悟高,是皖南重要的游击根据地。先遣渡江大队来到陈塘冲后,百姓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年的新四军又回来了”“解放军过大江了”。虽然刚刚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扫荡”抢粮,群众缺吃少穿、生活艰难,但仍设法尽力照顾好当年的新四军。他们热情地腾出自家的房间、拿出最好的被褥、烧水做饭。没有菜,就上山挖野菜、野蒜。妇女们二三天内突击做了一百多双军鞋送给战士。庄里村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拎着家里仅存的一点锅巴和一罐热茶,拄着拐杖,爬上山送给战士。游击队员对先遣渡江大队的战士更是亲如兄弟,包揽巡逻站岗的任务,让部队同志好好休息。
先遣渡江大队在陈塘冲短暂驻守期间,一面向游击队学习江南水网地带的作战经验,一面在沿江支队配合下,积极开展敌后侦察活动。沿江支队早就根据上级指示,一直在泾县、南陵边境负责掌握沿江敌情。先遣渡江大队来后,沿江支队便积极派人帮助他们,详细侦察江防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艇活动以及地形交通、内河粮站、风情民俗等。有一处驻防敌人由一个师增加到三个师的情报,就是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搞到的。这些情报,有的绘成图表通过地下交通网,有的通过电波,源源不断传往江北,为各部队制定具体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地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接应大军

渡江部队集结待命
1949年4月18日,先遣渡江大队接到27军军部指示:“决定20日发起渡江战斗,晚10时半全面打响。先遣侦察部队以迎接80师为主,有攻占龙门山任务,并对繁昌、旧县、横山桥间实行扰袭,破坏电线,错乱敌之部署,扰乱敌之指挥,有效地迎接大军渡江。”电报要求地方游击队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是20日晚8时切断敌人电话线;三是在敌人占领区放火为号,指示炮兵射击目标。
先遣渡江大队和沿江支队共同研究决定,兵分两路——沿江支队主力在泾县、南陵一线接应大军渡江和阻截敌人溃败部队;先遣渡江大队则北上,向江边疾进,策应大军渡江。
18日黄昏,先遣渡江大队由勘上王出发向江边急行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一路破坏敌军交通要道上的电线、割断敌军的电话线。20日部队发起总攻时,沿江一线凡有敌军的地方都点燃了火堆,给江北炮兵指示射击目标,极大地杀伤了敌人。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先遣渡江大队似神兵天降,从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夺阵地,占山头,割电线,袭扰指挥所,使敌指挥中断,腹背受敌,军心散乱,配合主力部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21日,先遣渡江大队与渡江大军胜利会合。

先遣渡江大队率先打破了长江天险固若金汤的神话,在江南地下党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的帮助下,神出鬼没地开展江南敌后斗争,在获取珍贵情报的同时,也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起到极大震慑作用。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艺术地再现了“先遣渡江大队”活动的精彩片段,一时间,渡江侦察英雄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74年,该厂又重拍彩色版,并特地到泾县茂林、蔡村、安吴等地取景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