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新四军在云岭的多维影响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军政制度的系统奠基：军部驻云岭时期的多维建设

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于皖南事变前撤离，共留驻云岭长达29个月。作为新四军军部驻扎时间最长的驻地，云岭见证了新四军从游击武装到正规军的历史跨越，见证了新四军从1万余人到近9万人的大发展，见证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历史功勋。与此同时，新四军驻云岭期间，还有效加强了部队各方面的建设。

加强党组织建设。因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开展游击斗争，新四军刚集结时，共产党员仅占全军的25%，一些班、排没有党员，有的连队没有党支部。新四军组建完成后，开始加强军中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逐渐建立和健全起来，连队有了支部，团有了总支，支队建立了党务委员会，基本上形成了党在新四军中的组织系统。到1939年2月，新四军中党员数量已占全军人数的40%。1939年7月至8月间，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来自各支队、军直单位的党员代表230余人出席会议。这也是新四军历史上唯一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新四军成立初期，针对部分人员对国共合作认识模糊的问题，军政治部在部队中广泛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把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著作印成小册子，作为教材发给部队学习。同时，将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结合起来，厘清了一些人中存在的“国共合作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一样了”的模糊认识，使全体指战员明确了既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明确了深入大江南北，发动广大群众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由之路。同时，新四军还通过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尤其重视对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如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与哲学等，并确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主要教材。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抗敌》杂志先后登载了《关于学习》《论学习理论》《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等文章，引导和启发新四军指战员学理论、学文化，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文化修养。

加强廉政建设。新四军根据抗战实际，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十项注意”，以铁的纪律规范约束广大指战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和军部要求各部门各地党组织开展节约运动，反对浪费和贪污，把节约运动和反腐败结合在一起开展。新四军经费不足，物资匮乏，不得不实行供给制，全军指战员只发少量薪饷，每人每天1角钱菜金，1斤8两米（旧制1斤等于16两）。这些米和钱发给连队，由司务长安排使用。连队民主选举的伙食委员会监督检查，5天结算1次，账目公开。新四军继续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规定的预决算制度，建立了财政统一制度。

教导总队队员练习过天桥

加强部队规范化建设。1939年2月，军政治部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项英作了《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纪律，全军的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逐渐向正规化迈进。1939年3月，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召开，叶挺作题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讲演，项英作题为《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上指导新四军的军事建设和敌后抗战。1938年8月，以教导营为基础，新四军成立教导总队，参照延安抗大的培训模式，开展干部培训。教导总队设训练、政治、队列等处，下辖军事、政治两个学员大队，分设高级干部队、青年队、文化队、女生队、速记训练班等，学制6个月。到1940年底，共开办5期，累计培训学员5000余人。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新四军和地方党政的骨干力量，对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和发展壮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泛吸收知识青年。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给各地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以极大的鼓舞，宁、沪、杭沦陷区与一些大中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投奔新四军。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移民垦荒名义，组织了三批共1200余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中共江苏省委也以慰劳团的名义组织知识分子到皖南，慰劳结束，大部分人员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中，不仅有大批知识青年，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钱俊瑞、朱镜我、聂绀弩、林植夫等，以及从大中城市来的医生、护士。新四军不仅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成长，还在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当时新四军指战员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仅4元，营连干部3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少则10余元至数十元，多则每月100元以上。在战地服务团任团员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每月3元。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对新四军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

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时期，相继成立了各种抗敌协会，仅云岭中村就有会员780人，还有100余人的儿童团。据当时泾县、南陵、铜陵、繁昌、青阳（部分地区）5县的统计：农抗会349个，会员1.34万余人；工抗会40多个，会员2500余人，妇抗会有会员8700余人。从泾县山区到铜繁沿江地区，农、妇、青、工、商、学等抗敌协会纷纷成立，在农抗会领导下，还成立了递步哨、瞭望哨、盘查哨、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此外，在抗日团体的基础上，还组织了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如自卫队、锄奸队、猎户队、冬防队等。其中，章家渡成立了五乡自卫总队，队员约50人，有20多支枪、40多把大刀；云岭成立了四保联合自卫队，队员100余人，长枪24支、短枪2支。这些群众组织在配合新四军作战、锄奸防特、动员参军、募捐慰劳、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抗日基础力量。

战地服务团表演《秧歌舞》

战地服务团是在军政治部领导下进行抗日文艺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战援战活动的组织，成员多是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地的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侨胞，服务团编有宣传队、演出队、民运队3个大队，后又分设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绘画组、通讯组、民运组等，在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方面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团员以文艺为武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欢迎，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他们每到一处，都积极主动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进行社会调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和参加新四军，密切了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外，军政治部还成立了农村经济工作调查委员会，薛暮桥任主任，对驻地民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颁布减租减息条例，在驻地广大乡村实行“二五”减租；组织民众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实行自救和互救。军部配合国际友人创办中国工合浙皖办事处，利用本地的丰富资源，组织工匠开办了宣纸、纺纱、织布、肥皂、蜡烛等合作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以“一个农场的故事”为题，介绍了15户从沦陷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难民，在军医处的资助下，联合起来开荒种植蚕豆、豌豆、倭瓜、白薯，喂养鸡鸭，自己动手和泥、脱坯，盖起茅屋的事例。新四军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既维护了群众利益，也为新四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战略遗产的持续赋能：播下抗日救亡火种

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通过加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等各方面建设，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也为皖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供组织保障。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后，在军部和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支持下，皖南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皖南事变前，东南局决定成立新的秘密皖南特委坚持皖南斗争，由黄耀南任书记，张伟烈、胡明、孙宗溶、崔思权为委员，在特委下成立铜繁芜、泾旌太、南芜宣、徽州四个中心县委。其中南芜宣中心县委下辖宣城、南芜宣、泾南三个县委，孙宗溶为书记；泾旌太中心县委下辖泾县、旌德、太平三个县委，胡明为书记。皖南事变后，留下坚持斗争的地方党组织对皖南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泾旌太中心县委和南芜宣中心县委在绩溪、旌德、泾县、宣城东部及南部山区，建立地方党组织、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特别是泾旌太中心县委（1943年1月改为皖南山地中心县委），率先组建游击队，攻打庙首乡公所，打响皖南事变后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枪，此后，他们多次粉碎敌军“清剿”，先后创建泾旌太边、旌绩边、绩歙边、泾宁宣边、黄山周围等五块游击区。

保留革命骨干。皖南事变后，部分党员在山区和农村隐蔽下来，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为皖南事变后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保留了革命骨干。一部分新四军指战员突围后因与部队失去联系，也重新回到皖南，找到地方党组织，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1939年参加新四军的唐辉，皖南事变突围后被捕，在集中营仍坚持开展斗争，成功越狱后几经辗转，终于找到泾旌太中心县委。当时唐辉身体极度虚弱，党组织决定送他到江北新四军第七师工作，但唐辉谢绝了领导的关怀，毅然留在皖南开展游击斗争。1941年10月，唐辉担任旌绩县委书记，负责独立开辟旌绩边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旌绩县委游击队。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吕辉，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在被押往上饶集中营途中寻机逃脱返回旌德，经过半年多的艰难寻找，终于找到泾旌太中心县委，在游击队担任文化教员，并光荣入党。1943年底，党组织决定由吕辉负责开辟泾旌宁宣边区。吕辉带领几名队员以武装突击方式，先后三次进入泾宁宣边区活动，创建泾宁宣边游击区，打通了泾旌太和旌绩两块游击区之间的联系。

                                     位于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军民齐上阵》雕塑

打牢群众基础。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期间，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皖南地方党组织、各抗日团体和人民群众全力拥护支援新四军，提出“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号。到1940年底，泾县约有30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与日伪交战期间，泾县人民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站岗放哨、送水送饭、带路掩护、搬运物资、送弹药、捉汉奸，有时直接上战场，配合新四军作战。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为坚持皖南游击斗争创造了条件。1942年2月，国民党皖南当局在泾县章家渡召开了“剿共”会议，以五十二师参谋长陈淡如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调集3000余兵力，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方针，计划用3个月时间彻底肃清皖南山区新四军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功粉碎敌人的多次“清剿”，不但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如意算盘，还促成了革命力量和游击区域的不断发展壮大。

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不仅推动了新四军正规化建设和快速发展，还在皖南地区播撒了抗日救亡的火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敌后游击战争的持续开展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和群众基础。这段历史不仅是新四军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