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有关思考

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以“温故知新”和“知新温故”来解释“永续生存的历史”。“温故知新”就是通过“重新整理历史的材料”研究历史，得出新知。倒装过来，“知新温故”，就是“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如果我们从党史研究的学科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视角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温故知新”可以理解为通过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推动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从而为党更好地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提供“资鉴”；“知新温故”则可以理解为结合时代特征与当代实际，以现实需要为导向，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挖掘和运用丰厚的党史资源，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史研究，使之不断拓展深化。这里的“温故知新”“知新温故”同样是首尾相接，不断滚动向前发展的。“温故”是为了“知新”，也就是有效地“资鉴”；“知新”同样可以为“温故”提供指导，也就是帮助党史研究更精准地找到议题和方向。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的党的二十大，充分反映了党在新时代对社会实践认识的最高水平，正是“新”之集中体现，为发挥党史“资鉴”作用指明了方向。所以，习近平在谈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时也强调，要深入领会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我们开展党史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一、“温故知新”：新时代发挥党史研究“资鉴”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关于史学的“资鉴”作用，是一个常常被提及但又在实际研究中容易被弱化的问题。常常被提及，是因为无论在中国史学传统还是西方史学理论关于历史价值的讨论中，都有大量关于“资鉴”的内容。中国自古代起史学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有《资治通鉴》这样的经典著作，西方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强调“历史为当前服务”。说它容易被弱化，一是从主观愿望上讲，一部分学者或因为自身兴趣或因为担心“致用”而影响“求真”，希望与现实问题保持一定距离，更愿意纯粹地钻进史料里研究过去；二是从客观效果上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毕竟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要从分散、零碎的史料中“还原过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抽象思维活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正在发生的现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对很多研究成果而言，钻进历史中是做到了，但是从历史中再“跳出来”考虑现实需要，往往比较难。

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的党史学而言，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学性质，又与历史学不能完全等同，其自身特点和定位就决定了天然带有“资鉴”、为现实服务的责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和理论性。政治性就是指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要会从政治上看待党史问题，考虑成果的政治影响和社会价值；现实性就是指研究的内容与现实社会有一定联系，以现实需要为重要牵引；理论性就是指除了揭示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外，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可见，“资鉴”就是党史学的内在品格，是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胡乔木讲得很清楚：“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谈到党史、近代史的有关问题时，多次运用了“必修课”“教科书”“清醒剂”“营养剂”一类的比喻，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表达了充分发挥党史“资鉴”作用的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新时代以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形势任务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毋庸置疑，新时代十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激荡的复杂形势，仍然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解决？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怎样推进？各项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如何提升？从国际看，如何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中为民族复兴创造条件？怎样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格局演变叠加的复杂环境下正确作为？回答好这些问题，把事业向前推进，需要运用历史思维，更好地总结经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此，党史研究应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正如习近平所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到来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在使党史研究迎来更多关注、更好发展契机的同时，也让党史研究如何回应社会期待、为党和国家发展提供智慧和启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在这一时期与党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有关党史学科规划发展的顶层设计中，“资鉴”这一价值取向得到了鲜明体现。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结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高度概括了百年党史中最具根本性、长远性、指导性的内容。11月，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出台，同样有着鲜明的“资鉴”导向，即“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就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不久，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直接将“中共党史党建学”列为一级学科。这固然反映了党史研究持续推进、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的现状，也折射出当前党和国家对于发挥党史研究“资鉴”作用、服务党的全面领导、促进党的科学执政的期盼。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史研究本身的深化，同样与努力发挥“资鉴”作用，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大局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资鉴”可以作为外部动力，助推党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党史论文、出版的党史著作中，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防治重大疫病的历史与经验为主题的数量是比较可观的，使得疫病防治这一原本在党史研究中相对边缘、冷门的领域，一度成为学术研究视野中比较受关注的对象。再比如，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学术界对制度史、组织史研究的关注也掀起了一个小热潮，对制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制度建设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动因、百年制度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度史研究的发展。还比如，习近平提出“大历史观”后，党史学界就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不仅对拓展党史研究的视角、树立正确党史观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党史学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互动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发挥党史的“资鉴”作用，既有助于社会实现变革和改造，也有助于打破学科的封闭，促进党史研究自身的发展完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面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

二、“知新温故”：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发挥党史“资鉴”作用指明了方向

发挥党史 “资鉴”作用，必须有效“知新”，找准切入点，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相“对标”，了解现实需要、社会关注的重点议题是什么。这样才能以党史研究之“矢”，射中新时代社会之“的”。那么，如何找到这些重点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即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认真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承担着定党之大计、议国之大策，研究和解决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重要使命。会后党领导人民对会议所谋划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改造社会实践的过程。党的大会报告是党代会精神的集中体现，贯穿着党的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意志，具体反映了党在特定时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水平。要与某一时期的历史进行对话，了解当时的党和人民关注什么、重视什么、需要什么，必然绕不开相关历史时期的党代会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精神的体现，通篇都是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进一步指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报告深刻阐述的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都为“知新温故”研究党史和在新的基础上“温故知新”，发挥党史“资鉴”功能提供了重要指引。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新时代十年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为从学理上充分论证“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提供了重要遵循。2022年7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提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予以进一步强调。对这个论断的科学认识，关系到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和我们当前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对于鼓舞全党全国团结起来，凝心聚力、满怀信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从学理上将这一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是党史研究应该发挥的作用。当然，越是当代史，研究起来就越是有难度。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进行了科学总结，深入分析了十年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从16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十年来我们采取的战略性举措、推进的变革性实践、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从九个方面列举了存在的不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内容对于学术研究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科学认识、正确评价、全面把握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遵循。此外，新时代十年本身就是党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空白点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立足于扎实史料，以较长历史纵深的眼光来认识的成果，目前还较为罕见。

二是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命题，使党的理论探索史研究明确了为理论创新服务的“资鉴”方向。理论探索史在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些内容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既有利于加强对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党的理论探索史的长度和厚度，又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而这些方法论是可以由党史研究加以实证并不断丰富、深化的。比如，以“两个结合”为例，在目前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容反映较多，“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相对单薄。虽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贯穿百年的经验，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又呈现比较复杂的面貌，需要在对这些面貌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如下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底是如何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结合的？中国人是怎样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在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方面有哪些有效做法？等等。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有积极意义。

三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阐述，指导党史学界更好地开展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慧和启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史研究领域兴起了“现代化范式”，并曾经一度对党史书写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胡绳晚年就曾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有关成果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提、历史进程、具体内涵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涉及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追赶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所以学界关注的重点往往集中在“发达的早发型现代化”国家是如何对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以及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冲突等一类问题上。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党已经带领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成果。在这种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就更侧重其“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的“原创性”，强调其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特别是其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正是出于这些重要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质，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在2023年2月7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又对这些内容作出了进一步阐释，并就“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现代化理论系统集成的重大创新，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将指导党史学界从新的视角、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作出贡献。

四是全面阐述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为党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报告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教育人才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美丽中国建设、维护国际安全稳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港澳台工作、对外工作等方面作出了系统设计和具体部署。如果党史研究者在精细研读的基础上进行深挖，可以找到不少值得回溯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选题。比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列成一个部分并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还是第一次。报告中提到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充分揭示出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些内容都说明，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党的科技发展战略、举措等问题的研究，是值得继续做实做细的，特别是可以进一步探讨我们党如何统筹科技与经济发展、如何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如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问题。类似内容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对外开放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党的形象塑造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有些还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思维方法，既立足党史看党史，又跳出党史看党史，对问题作出更透彻更科学的分析，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针对性、指导性。

五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引导研究者树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学术关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既是根据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作出的重要判断，也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之一。报告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断、重要举措大多是围绕这一重要论断展开的，诸如“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等重要论断，以及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重要举措。相比于纯粹的党建理论研究，中共党建史的研究需要有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即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概括，以史实说明问题，“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以考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为例，研究者可以选取有关重要事件，对决策部署的落实过程进行历史学考察，不能想当然得出结论，也不能只说成功的经验，要特别注意到一些决策部署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发现背后机制的不足和改进空间。唯有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史研究所长并产生“资鉴”意义。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就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之“新”温党史之“故”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供的是思考方向，是热气腾腾的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从找到思考方向到形成“资鉴”价值大、社会影响力强、学术水平高的精品，达到更高层次的“知新”，既促进学术繁荣又更好地为大局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艰辛的研究和探索中，有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党史学界格外注意的。

一是以“资鉴”为名，忽视“求真”的基本要求。“求真”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对于历史，当然只能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有回应时代要求、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意识是好的，但不能结论先行，根据现实需要“倒推”历史，按照既定结论去“拼图”。这是舍本逐末之举，既失去了历史研究的全部意义，也不可能得出有“资鉴”价值的结论。胡绳曾专门批评过这种研究误区：“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只有尽可能还原历史发展过程，尊重历史原貌，弄清历史的“本然”是什么，才有进行总结、提炼、分析“所以然”的科学基础，也才能形成正确的理论并有效地指导实践。

二是刻意勾连、盲目嫁接。“资鉴”应该成为内化在研究成果中的一种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具有“资鉴”意义的结论是在进行充分研究基础上自然而然得出的，而不是人为制造关联、刻意“嫁接”的。如果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应该重新思考选题的意义及考察过程是否科学，而不是“照猫画虎”，非要以“格式化”的写作方式，生硬拼凑“现实意义”的“一二三”。有的成果没有写“现实意义”却依然“无声胜有声”，有的成果写了“现实意义”却还是流于浅表、缺乏实质。

三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历史经验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要在前人所没有或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内，在前人没有做出正确的或完全正确的结论的问题上求得真理”。时代的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资鉴”研究应该是从新的时代高度出发，立足于更加丰富扎实的史料，以全面、多维、开放的视角，恰当运用研究方法，对历史作出新的观察，“对历史原貌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和更深刻的领悟”，特别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者要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即使得出和前人不一样的结论也没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实践、论证，这样才有可能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办法。

“温故知新”与“知新温故”，背后贯穿的是一个“通”字。一方面，过去、现在、未来是贯通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另一方面，人在历史中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透过历史的表象，寻找深层的必然性、规律性，向着“通古今之变”的目标而努力。这也是新时代党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历史自觉。在当前，这种历史自觉具体地表现在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找准现实需要与党史问题的结合点，进一步发挥党史的“资鉴”作用，而党史研究本身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滋养，不断取得进步。

作者：茅文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