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内在关联。

实际上，在党的许多重要文献中，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总是要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比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的表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的表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的表述，等等。

如何理解这种“结合”？“结合”何以产生？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摆入这一“结合”中进行考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即以这样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创建，既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有中国工人运动，二者缺一不可，同时，还要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而就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来说，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和工厂。这些外商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国无产阶级就先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商企业里诞生。此后，在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厂矿里，也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据统计，“到 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 10万人。到 1914年，增加到 100万人以上。到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 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生活极端困苦。二是中国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三是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这些都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发挥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难免带有一些弱点，比如，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帮观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种种封建意识和习俗的侵蚀，受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较深，接受现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识，等等。

无产阶级要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革命性，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还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建立与农民、旧式手工业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的阶级组织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现代工会，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

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中不乏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但这毕竟是少数。由学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则是绝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阶级觉悟的主要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离不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实际上，在这一“结合”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需要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人并非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历由接触到比较再到接受的过程。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为陈独秀和李大钊。第二种，是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需要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才开始深入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

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个突出的优点：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在向工人群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更加坚定。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确，“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去进行深入思考和理性分析。通过比较和分析，他们逐渐认识到，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主义和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进而从向西方学习转变为“以俄为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其他思想、主义和救国方案的“不行”

中国有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遭受无尽屈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

第一，向西方国家寻求的所谓“真理”在中国现实中轮番破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在这一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随着向西方国家寻求的所谓“真理”在中国现实中轮番破产，近代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度陷入苦闷和彷徨中。毛泽东后来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其实，对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早已提出疑问。1916年 5月，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1917年 8月，毛泽东说，“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经过艰难曲折的多次尝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终于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出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正如林伯渠后来描述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这样的人的”。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本质，打破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幻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并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产生怀疑和动摇，由此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

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陈独秀曾认为，“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他重新认识和思考西方文明。他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种怀疑和反思，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幻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这次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帝国主义国家逼迫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经由巴黎和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清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幻想中彻底清醒过来。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陈独秀认为其性质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战争。及至巴黎和会召开前，陈独秀才从“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惊醒。他指出：“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都没有。”对于巴黎和会，陈独秀也看得很明白，“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瞿秋白也指出，“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

已经尝试过的各种思想、主义和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没有生命力。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 8月，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董必武后来这样回忆，“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正在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此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亲近，也有一部分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1919年 7月和 1920年 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与西方列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恶劣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也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有意义”。这也促使更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去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此基础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宣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系统的阐释，自然而然也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中国新的出路和希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也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开来，与当时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其一，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加之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思想、学说、观点纷纷传入中国。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 400多种。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契机下传入中国的。

如果还是在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就如同一个关闭了窗户的房子一样，各种思想、学说就不会或者不容易传入中国，更别提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了。其二，上面提到，近代中国在回答“走什么路”的问题上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过程。如果已有一种思想、学说、主义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人们可能也就不会关注马克思主义、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钊和陈独秀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年，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也标志着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 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抛弃了这种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

1920年 9月，在《谈政治》中，他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活动表明，陈独秀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救中国、改造中国社会的唯一科学理论，因而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

总之，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经过怀疑、比较、选择的结果，是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五四运动前后，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是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看，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才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可能。而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阶级觉悟的提升，离不开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不是天然地产生于无产阶级之中，不是天然的工人群众成员。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真正关注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五四运动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的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显示出了巨大力量，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真正走向无产阶级，并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交给工人阶级。同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5月 4日，北京学生 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6月 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 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当事人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这也是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强大力量的生动写照。比如，邓中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吴玉章也指出，“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浪潮。……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

1939年 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 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演时这样总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总之，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对于推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并在五四运动后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进而创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交给工人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上海，陈独秀等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 4月 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 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各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等 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 5000多名工人于 5月 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此外，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中做工，调查和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在北京，在李大钊的推动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开展调研和宣传。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唤起工人的觉悟，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早在 1920年 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同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 500多名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称赞俄国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把“纪念五一节当作我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何孟雄等人走上街头，挥舞写有“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口号的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小册子和传单。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意义极其重大。通过这样的宣传，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在思想认识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不断加深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从而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从而能够代表无产阶级。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和宣传，工人阶级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阶级意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而无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成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政治团体。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就呼之欲出了。

四、结语

马克思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毛泽东也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主客观条件逐步具备。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通过回顾和梳理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一段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近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正因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他们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此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

作者：黄光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分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