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学书院：立志为学 反躬笃践

历史上皖江地区文化教育十分兴盛，尤其在明代中后期，阳明讲学在皖江大地迅速传播，书院数量剧增，开启了文化风气。1563年，罗汝芳在宣城创办志学书院，将心学理念与政治教化结合在一起，“以实心求实学，以实学应实事”，治理效果明显。至清代志学书院虽多次易名，但提倡“笃行”“体用”的风气，一直传承下来。

崇学育才

明代中后期，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王艮等一批心学大家在宣城地区进行讲学活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罗汝芳出任宁国知府。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是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老师，其思想对汤显祖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罗汝芳积极倡导讲学，与宣城士绅贡安国、沈宠，以及太平县的周怡，泾县的查铎、翟台、萧良幹等人谈说古今性命之学，使得宣城讲学进入高峰。

嘉靖四十二年，罗汝芳在宣城城内景德寺后陵阳第三峰创建志学书院。“志学”出自《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志学书院中间为大堂，后为会讲堂各五楹，左右号舍四十楹，置田二百余亩，府前地租一十四两有奇，作为供祀及会资。随后宣城县县令姜台在志学书院西、缯绸司右建造了宛陵精舍。志学书院与宛陵精舍成为宣城讲学鼎盛时期的中心，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移文发征租作为讲会供应及王阳明祠祀之需，岁以诸生二人司其出纳，登籍稽复。罗汝芳亲自讲学外，还请致仕乡居的贡安国、梅守德、沈宠三人主讲志学书院，时称三人为“志学三先生”，慕名远来游学者常数百千人。《盱坛直诠》记载了罗汝芳在宣城讲学的部分内容，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创立志学书院促进了宣城地方文化之风，对儒生的精神启蒙深远，他们后来大多科举入仕。心学思想使得读书人“感动”，继而“发奋”最终“兴起”，转化为进仕的动力。

讲演乡约

明代中后期，一些地方大族及其士绅阶层，在地方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罗汝芳作为地方官吏，关注地方社会治理，在志学书院他写下《宁国府乡约训语》，他希望将族约内容以讲会的形式来宣传、落实。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后，基层地方的社会治理，尤其是治安问题，主要是通过推行保甲制度来完成的。保甲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惩戒犯禁者方面确有功效，但却不能使民众意识到“不当为”而不愿为之，也就是说，难以从根源上消除人们作奸犯科的念头。

罗汝芳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继承其平民化的特色。在治理地方社会时，罗汝芳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结合现实，将社会上下沟通联系起来。在书院他将“圣谕六言”与《大学》等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并以通俗的语言加以阐发，督促人人遵行，“不惟一身交享福利，其子孙亦久久昌炽。若或反道悖德，弗若于训，是乃梗化之顽民，小则不齿于乡，大则必罹于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图之。”在罗汝芳看来，要安靖一方，淳厚风俗，道德教化是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这正是他推行乡约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他认为，通过乡约的道德教化，既能收到保甲之效；也能正本清源，端正社会风气，正所谓“敦德礼以洁治源”“萃人心而端趋向”。

罗汝芳经常在志学书院聚集地方大族，讲演《乡约》，将心学理念与政治教化结合在一起。如讲到孝悌的内容，即使在押的囚犯也参加听讲。宣城当地有兄弟两人，因为家产分配不均，久争不下，导致兄弟反目成仇，官司上诉到罗汝芳案前。罗汝芳正在志学书院讲学，他说：“这里是读书和讲学的地方，要打官司，请到官署衙门去。”兄弟俩坚持不走，罗汝芳说：“要我来评判也行，不过你们要先听完我的课”。于是，安排兄弟两人坐在后排听讲。罗汝芳针对实际情况，临时讲兄弟间应当相互友爱的话题，他动情地说：“当我见到兄弟间友爱恭敬时，就更加欣喜羡慕；而看到兄弟间因为误会争吵冲突，我内心久久不平静。我认为兄弟同根同气，是可以把乖戾转变为和睦的啊！”说完这些话，罗汝芳流下了眼泪。这时兄弟两人忽然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声，他们把袖子里写好的讼词，拿出来当众烧掉了。他们自称自己是小人，今天碰上了大贤人，如果不洗心革面，改正自己的罪行，还能算是人吗？并且把争执不下的财产拿出来，用于家族祭祀的祀田。

实际上，罗汝芳没有听，也没有看状词，而是以情动人，感化了他们，多年的积怨冰释瓦解，兄弟互敬互让，重归于好，这是最完美的结局。罗汝芳深知清官难断家务事，正因为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占着理，纠纷才长时间解决不了，最佳的方案就是使得他们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兄弟的情义远甚于利益的争夺，才能从源头解决纠纷。

经世致用

罗汝芳出守宁国府期间，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扑声，且惟讲学水西、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1565年，罗汝芳接受吏部考核，得到“罗宁国真实好官”的评语。不久，罗汝芳父亲去世，他离开宣城回乡守丧。志学书院生员及士民流泪送别，依依不舍。他们沿路唱道：“南北朝时王府君，今明来罗府君，前后相辉德政均；兄弟争田忽成让，陵阳层峭天下闻。”甚至有人一直追随，将罗汝芳送到江西老家。

在志学书院参与讲学的学者，心学师承关系比较复杂，大多学者至少跟从过两个以上老师讲学，如查铎、张棨、戚兖、贡安国、梅守德、沈宠、周怡等人，他们与浙中学派王畿、钱德洪，泰州学派王艮、罗汝芳，江右王学邹守益、欧阳德等，都有交游问学经历。心学不同学派虽在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在良知现成、不离日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

梅守德曾在浙江、山东等地为官，他“以随处体认为真修，以处事当理为应用，以伦常物则为本宗，以反躬笃践为实地”。南陵的汪景认为“圣门之学以身体实践为功，真知自得为贵”。贡安国“穷究性命之理，实践躬行”，教诲弟子“务求实得，毋事空言”。

在志学书院听讲的诸生中，众多人走上仕宦道路，他们先后在各地做官，保境安民是首要任务，道德伦理的教化是经常使用的方法。

志学书院讲学注重亲民、安百姓及百姓日用之道，突出“笃行”“体用”，用程朱之学“实践”修正王学的“虚寂”，从而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

宣城志学书院，是罗汝芳推行乡约治理的重要场所。此后，志学书院多次易名，明万历年间书院先后更名为同仁会馆、正学书院，清乾隆年间又更名为敬亭书院，但经世致用、反躬笃践的风气随时代而转化，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