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教导总队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干部教育

对于新四军历史而言，2007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个冬天迎来了新四军的70华诞；对于皖南历史来说，2008年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1938年新四军军部由汉口几经迁移，移驻皖南泾县云岭。泾县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南望世界风景名胜黄山，西邻全国四大佛教胜地之一九华山。新四军军长叶挺有诗为证：“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从1938年8月到1941年1月，新四军在这块层峦叠嶂、山水相依的土地上谱写了它的前期历史。“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军部由泾县移驻苏北，继续领导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但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教导总队则就此停办。因此，纪念新四军诞生70周年的浓墨淡彩中，关于新四军教导总队的研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由于新四军的前身是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非正规化游击队，创建初期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由中央派遣，在基层管理方面需要大批人才，因此，加强部队军政干部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叶挺军长在建军之初对此就有充分认识。他说：“干部决定一切。提高干部的质量，就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本条件。”副军长项英对军事斗争与干部教育的关系认识得更加透彻。1939年5月1日，他在与记者的谈话《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中提出，“学习政治，武装头脑，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战斗力”。为解决领导干部短缺的难题，充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们委托周子昆负责筹办并领导军教导队。1938年2月，新四军教导队正式开学。8月，教导营总部随军部迁往云岭，距军司令部所驻的罗村只一里多地。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止，新四军教导总队在泾县开展了系统有效的军队干部教育，为新四军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过硬的基层干部。深入探讨新四军教导总队干部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我们今天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依然不乏借鉴意义。

        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办学模式仿照延安抗大，具体教学和管理则根据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它以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办学方向，具体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言行一致，德智体三者并重。对学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学员树立为人类解放奋斗终身的信念；同时注重严格的军事锻炼和体格锻炼，使学员练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壮的体格，能够经受任何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在现实教学中，教导总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抓重点，少而精，融会贯通，勤学苦练，发扬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互学”的原则。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它还建立了教员备课、课堂讨论和辅导等制度。以教员备课制度为例：当时每开出一门课程，教员先针对学员情况进行备课，由训练处或主任教员组织试讲，本门课程教员参加，课后讨论改进，然后教员才去上课。

在课程设置上，新四军教导总队参照延安“抗大”，重点开展政治、军事、文化等教育，同时兼顾体育运动及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根据各队的具体战斗任务又各有重点。“军事干部百分之七十时间学军事，百分之三十时间学政治和文化。政工班干部的课时比例正好相反，主要的政治课是学习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一）政治教育：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党的政策、形势和任务、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内容。具体课程又因具体分队有所区别。军事队主要开设周子昆主讲的“抗日游击战争”、王淑明主讲的“社会发展史”和张语寰主讲的“统一战线”三门主课。政治队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队还开设薛暮桥主讲的“政治经济学”和彭柏山主讲的“民运工作”、敌军工作等课程。上干队另增设论列宁主义基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课程。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队，则还增设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等课程。此外，“教导总队讲授的其他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史、世界通史和发动群众的方法。”以及艾思奇主讲的“大众哲学”。当时的专职教员还有夏征农、杨采衡、陶白等。

（二）军事教育：以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术课为重点，主要包括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以及杨采衡主讲的“班、排、连战斗，战术”等课程。军事教育的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操场就是战场，演习就是作战。”强调把课堂教育和操场动作、实战演习三者结合起来。因此，除了课堂听讲外，学员还要到操场参加军事操练，如打靶、刺杀、射击、投弹和实弹演习等。教导总队还于每周六上午举行大会操，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进行若干次紧急集合、夜间战斗演习，甚至还举行过团的攻防对抗演习。1939年秋，教导总队举行实兵大演习，演习遭遇战、攻防战、强渡青弋江等项目，军部参谋处和总队首长亲临指挥和评判，并在事后对演习进行了总结：先在班内讨论，由学员评定得失，然后总队、军部首长进行全面总结。这样的演习为学员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使学员懂得了许多实战知识，在以后坚持敌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化教育：各队设有日语和拉丁化新文字课。在文化程度低的学员队中，还增设了汉语语文、自然科学常识、中国历史等课程。

新四军中流传这样的话：两条半枪闹革命。一条枪是枪杆子，一条枪是笔杆子，半条枪是锄头把子。在战争年代，把笔杆子提高到与枪杆子等同位置，可见新四军指战员对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视。他们认为，掌握文化是不断进步最重要的途径，并提出“以政治教育为骨干，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科学教育为辅助”的口号。当时规定，干部每天至少读书两小时，每星期参加一次学习讨论会；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一小时为识字课。“在文化课里，设有阅读、写作和地理。北平某大学的一位女毕业生不久又开了自然科学课。”同时还聘请合格的医师和护士讲授生理学、解剖学和个人卫生，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后来还开设了专业卫生课《全民抗战与健康》。广大指战员阅读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书籍，大部分来源于随军书店，连队战士的文化课教材就是随军书店带来的《抗日战士读本》。

（四）体育教育

新四军十分重视体育运动的作用，将其与抗战联系在一起，认为“军队中的体育，是为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根据战争和军队的要求进行体育的。”军领导指示：“把文弱现象铲除，把病态身体改造，那必须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来锻炼身体，活泼筋骨，雄壮体魄，养成身强力壮的军人。”并把“建军必先健人”作为建设人民军队、实行全民族抗战的一项根本任务来实施。对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促使体育运动成为新四军建军的一项经常性基本工作、成为新四军教导总队日常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员入队以后，每人配备步枪1支，子弹150发，手榴弹1枚，米袋1只，雨伞1把，水杯1只，此外还有棉被、衣服打成的背包，放置书记、笔记本等学习用具的帆布袋。这些东西加起来不下20斤，无论出操、上课、行军、放哨，都要携带在身上。操练时，先是跑步30分钟，不允许拉大距离和掉队，然后以班排为单位进行队列教练。之后自由活动：翻杠，跳高、跳远或爬天桥等，每次操练学员都累得汗流浃背。

为了检验教导总队体育教育成绩，1939年5月30日至6月2日，新四军军部举行了“新四军五卅运动大会”。除徒手体操、器械、爬山、赛跑、跳高、跳远、各种球类等一般项目外，还包括刺杀、投弹、超越障碍等军体项目。在闭幕式上，周子昆副参谋长代表军部作了总结，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与一般体育运动不同，我们是围绕在军事上、围绕在战斗的胜利上，脱离这个中心，我们就不需要。”“军队的体育运动，是为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工具。”事实上，军队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确实增强了官兵体质，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同时还丰富了官兵的生活，

（五）文娱活动

为了丰富广大指战员和知识分子的部队生活，新四军教导总队注重开展各项文娱活动。

中村河边的童家祠堂是教导总队总俱乐部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艺活动中心。总俱乐部专门负责组织、开展各队文艺活动和对外宣传演出活动，毛中玉任主任，郑山尊任政治指导员，成员从各学员队抽调，主要有戴贤忠、孙琳、李初久、沈西蒙、陈亚丁、沈幸之等十几个青年，分别组成了戏剧组和音乐组，在部队广泛深入的开展了一场群众性歌咏运动，在当时被称为“新音乐运动”。

在军部领导的鼓励支持下，教导总队总俱乐部定期于每个星期六下午，在军部大会堂所在地云岭陈家祠堂举行联欢晚会。晚会上，除了表演文艺节目，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领导还经常为观众作报告。从前方来军部开会的支队首长，如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也经常在会上作专题报告，介绍抗战形势和前线战士的英雄事迹，很好地教育和鼓舞了指战员和知识分子。

从1938年到1941年，三年时间中，新四军教导总队先后举办5期，并对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和工人进行短期培训，人数达四五千之多。此外，教导总队还在许多支队设有教导(大)队或随营学校，在一些根据地开设抗大分校。使全军上下学文化知识、学政治理论、学军事技术蔚然成风。良好的学习氛围、艰苦的环境和严酷的战斗实践，加上适当的正规训练，造就了大批政治理论、军事技术、身体素质都过硬的新四军干部，促进了新四军从游击队伍向正规化发展，成为文明之师、人才荟萃之师；大批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才被输送到地方从事基层党政工作，极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党在地方上的骨干力量，对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起到了人才奠基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些教导总队培育的人才在建国后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曾重点考察、介绍了新四军教导总队。他认为“新四军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它的革命传统，那就是：组织的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一起战斗的战术”。在他的理解中，新四军最有特色的战术之一就是，通过创办教导总队强化政治教育，因此他引用项英的话说：“政治的领导保证了革命军队的精神思想、生活与其行动。”而“除八路军外，这在中国的军事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