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号角遍皖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经国共两党协商，中共领导的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从1938年8月起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军部以皖南泾县云岭为基地，领导了大江南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当时的泾县地处国民党统治区域，新四军经常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限制。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新四军领导核心尤其注重开展政治舆论宣传工作。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地区开展的舆论宣传工作，渠道多样，形式丰富，适应面广泛。

一、展开政治宣传，推动军事文化建设。

创办报刊杂志是新四军政治宣传工作的主要手段，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新闻事业和军事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分支。

《抗敌报》是新四军的主要报纸，由新四军军部政治部于1938年11月在泾县创办，周恩来亲自题写报头。其宣传宗旨是：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分裂阴谋，以正确的政治观点教育军民，反映人民要求自由解放的意愿。读者对象主要是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及爱国民众。该报在泾县地区共出版210期，印刷质量较好，排版比较新颖，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特别在华中敌后颇有影响。因“皖南事变”的发生，《抗敌报》一度中断，后来由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接办。

《抗敌》杂志是新四军主办的不定期综合性刊物。1939年2月15日在皖南泾县创刊。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任主编。《抗敌》杂志以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为主要内容，其办报宗旨是：总结交流建军、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军队干部和一切热心于抗战的人士提供进一步探讨与运用的资源。该刊内容广泛，公开发行，在军内外影响颇大，曾被誉为“向着光明的灯塔”。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针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和民众传播新闻、开展教育，出版画报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抗敌画报》是由新四军政治部创办的画刊，具体编排由战地服务团下的绘画组承担。《抗敌画报》以绘画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反映部队的生活。其内容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亲自审定，每期印3000余份，张贴街头并下发部队，深受军民欢迎。画报初期以木刻为主，后改为铅印和石版彩色相结合，每月一期，至皖南事变爆发时止。与此同时，军部战地服务团采取分工创作、集体复制的办法，手工描绘出版了半月一期的画报《老百姓》。

此外，新四军在皖南地区出版的杂志还有以下多种：主要翻译联共党史及马列主义文章的《理论与实践》、政治部主编的《学习》、军部主编的《建军》、东南局青年部与新四军政治部合编的《战地青年》、政治部宣传部合编的《抗敌文艺》等。

二、拓展宣传渠道，雅俗共赏，宣传方式生动形象。

在创办报刊杂志的同时，新四军军部积极扩展舆论宣传途径，采取各种生动形象的方式扩大宣传。

新四军的政治宣传队经常深入老百姓，“进行说服当地民众的工作，告诉他们，保卫家乡是人民本身的、也是军队的任务”。这在当时收到了良好效果。

新四军政治部不仅主办《抗敌报》、《抗敌》杂志，还组织身处皖南的众多文学名士，组建“抗敌丛书编委会”，由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白丁具体负责，编委有作家聂绀弩、诗人陈辛劳，以及从民运工作队抽调来的文学青年罗涵之和林果等人。编委会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硕果累累，主要有聂绀弩的 《山芋》、《婵娟》，陈辛劳的抒情诗《捧血者》，林果的《阶段》、《王爱娣》、《潮》、《三个鸡蛋》，罗涵之的《群像》、《晚会》、《大刀会》等。

新四军军部一面重视文化层次较高的文学创作，一面针对广大音乐爱好者，动员文艺工作者以新四军的战斗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创作多种艺术作品。主要剧目有《繁昌之战》、《大时代的女性》、《最后一计》、《送郎上前线》、《一条扁担》、《魔窟》等，歌曲有《新四军军歌》、《繁昌之战》、《父子岭上》、《反扫荡》、《保卫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歌》等等。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描写新四军，讴歌胜利，为抗日战争服务。流动剧团还“时常以浅显易懂的演出方式”，将这些作品带到民众中间，“进行农村动员的工作”。 在他们的努力下，皖南地区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群众性歌咏运动，即当时的“新音乐运动”。这些活动将新四军的舆论宣传工作深入到基层，使得众多普通百姓有机会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抗日前线的最新形势，很好地调动了民心。

新四军中美术工作者的绘画宣传是当时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的沈柔坚、李绚(卢芒)和孙从耳(孙竦)三人合作创作的《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成为这种宣传方式的经典之作。他们的抗日宣传画、墙报和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不仅不受时空限制、节约成本，而且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弥补了文字报刊的不足，是抗日军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宣传手段。

三、倡导群体娱乐活动，促进军民鱼水情。

新四军军部以教导总队俱乐部为平台，经常在军部所在地陈家祠堂，举行文艺晚会、演讲会、报告会、篮球赛、运动会等群体娱乐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不仅有接受专业培训的文体工作者，新四军的高层领导及广大指战员也都踊跃参加，还盛情邀请当地民众参与节目。这些活动不仅是新四军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当时鼓舞士气、丰富军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形式。

四、随军书店，随时宣传。

开设随军书店，将舆论宣传工作深入到文化教育中，并渗透到抗战前线。新四军随军书店，是在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不久，由新知书店武汉总店派员与军部接洽后，在云岭开办的一个分店，由方钧、朱晓光负责，工作人员10余人。新四军教导总队多次派人来选购书籍，书店带来的《抗日战士读本》，被选为连队战士文化课教材。军人俱乐部也来大批选购抗战通俗读物、革命理论和文艺书籍。图书除保证云岭、中村两个书店门市外，先组织了两个图书流动供应队分赴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的驻地（苏皖两省的长江南岸地区）售书，后又组织力量把图书偷运到长江北岸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驻地去。书店工作人员说，“在工作中学习，在战斗中生活，我们是抗日救国的文化轻骑兵，我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流动供应队……”在抗战前线部队开设随军书店，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它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对指战员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视与关心，更是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

五、广结国际友人，寻求国际支持。

通过国际友人及时向世界宣传新四军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宣传面。曾向世界介绍新四军的国际友人主要有史沫特莱、文斯·卡尔逊、蔼斯、罗生特、埃德加·斯诺、王安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迪威等多人。“他们用手中的笔，将所见所闻的新四军介绍给全国全世界。”通过他们的作品，世人了解到的新四军更加全面、客观，也更容易接受。同时，他们还将新四军的众多舆论宣传作品带到世界各地。史沫特莱就曾经把100份《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装订成册，带到国外散发。这是对新四军依靠本身实力进行的众多宣传的有益补充，极大地扩大了新四军的宣传范围，使得新四军在国内国际赢得了更为广泛、真诚的理解、同情，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援助。

从1938年初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的3年时间里，新四军在皖南地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舆论宣传工作，效果显著地发展了当时的“游击文化”，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0月21日报道说：新四军报刊，“是对于‘征服无知识’与对敌伪宣传的一种艰苦的尖锐的斗争。大江南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而新的文化事业也就跟着发展了起来。”

参考文献：

1、《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正规化建设探析》：张步超，《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知识分子》：甘发俊，《江淮文史》，2001年第2期。

3、《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徐则浩、宋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版。

4、《皖南新四军文化建设初探》：彭田宝，《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6卷第1期。

5、《皖南新四军人才荟萃原因探析》：彭田宝，《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新四军的随军书店》：甘发俊，《江淮文史》1998年第4期。

7、《大江南北的“游击文化”——新四军报刊探析》：刘亚，《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