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盘保事件
——看“皖变”前新四军和国民政府军一次较量

1940年3月20日，泾县“双浪乡”（原孤峰乡）华盘保发生一起华盘保工、农抗会组织和县政府国民自卫民团欲以武力处理华盘保民众和当地国民党保长之间矛盾的对抗事件。虽然最后双方没有真正发生流血冲突，但认真分析这桩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其内部的含意是相当深刻的，值得我们深思。

华盘保是“双浪乡”的一个大保，保公所设在田坊，其西北2公里左右是国民党双浪乡乡政府所在地；东南方6公里则是县城。

当时，整个皖南都是蒋管区，地方一切权力均由国民政府把持着。抗战期间，由于泾县西北、东南一带紧靠南陵、芜湖日军占领区，属抗战前线，故国民党第三战区大量军队驻在泾县、南陵一带。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泾县以及南陵、宣城一带的政治军事实力相当大。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比较积极的，但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一直存在。故新四军进驻泾县以后，国民党县政府一直用所谓的“兵役法”来限制新四军防区内群众的抗日活动，不让民众支持新四军抗战。

但新四军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就必须要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民主抗日政权。于是，新四军利用民运工作队这个国民党认可的合法组织，在皖南新四军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像茂林、章渡、云岭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将一切抗日力量动员起来，并有计划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机构。

1938年夏，新四军军部以皖南特委的名义成立了工委，统一领导民运工作，同时派民运队到“泾一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田坊、华盘、孤峰一带开展民运工作，队部设在田坊，并在田坊成立了工委，由新四军民运工作人员扬明同志任工委书记。

随着工作队活动的深入，这一地区各种抗日组织，如：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很快成立起来。民运活动，特别是“二五减租减息”、借粮、增加捞纸工人的工资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华盘保保长施秀亭是个顽固的反共家伙。他仗着国民党的势力在保内专横独断，鱼肉民众，剥削克扣纸棚工人工资，引起了华盘保民众极大的愤慨和不满。在新四军和民运工作队的支持下，华盘保民众多次想将施秀亭除掉。

1940年春，华盘保民众因春荒，生活出现困难，施秀亭却不管不问，连从民众手中征捐用于防荒的“积谷”也不拿出来救济民众。3月20日，华盘保农抗会和工抗会理事陈熙祥、郎炳祥和郎长连召集了200余名群众开会。这些群众大多是农抗会和工抗会会员，一致要求施保长赴会，并让他告之国民党县府，悉数退还原来征收该保的26石70斤粮谷，以救济保内民众渡春荒，同时要他交出保公所图记，决定选举郎文炳、郭子文为新的正副保长。

当时，施秀亭迫于压力，虽然参加了会议，但会后立即写了一个报告给双浪乡，双浪乡政府将情况紧急密报给泾县县政府。县长胡钟吾在信函上批示：票传陈熙祥、郎炳祥、郎长连、郎文炳、郭子文来县府询问。

与此同时，新四军民运工作队为了更好地发动民众，将华盘保政权从国民党手中夺回来，鼓动华盘保民众邓相臣等人以集体的名义向县政府控告施秀亭“假公济私、鱼肉乡民”；利用掌握的保甲政权，反对国共合作；刁难华盘保农、工、妇等抗日组织等。并要求将施秀亭保长一职“撤究”，另委郎文炳、郭子文“接充”保长。

施秀亭是国民党县政府任命的保长。 胡钟吾为了维护国民党地方政权，加上又有国民党几个整编师部队作为靠山，竟大胆地于28日命令县侦缉队队长倪剑虹率4名侦缉队员到华盘保，传唤抓捕有关人员。

29日拂晓，施秀亭领二名侦缉人员来到郎长连家，遭到郎长连的反抗。冲突中，一名侦缉人员竟开枪行凶，好在子弹击中了郎长连的礼帽，没有伤人。当时周围的民众义愤填膺，扣押了二名侦缉人员，并缴了他们的枪。

县侦缉队长倪剑虹和新四军驻华盘保某连指导员，以及泾一区区委书记、泾县县委副书记尹德光等人赶到，释放了被扣押的侦缉人员，并协定30日互派代表协商此事，以免发生更大的冲突。但是第二天传来消息：国民党县政府不仅不打算与华盘保工农抗会组织谈判，还准备以武力解决这一事件，并企图将有关人员抓到县里审问处理。

于是，华盘保工农抗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在新四军当地部队和区委的支持下，立即召开了2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进行广泛动员。大会上，农工抗会的领头人呼出“推翻乡保甲长”、“成立我们的农工组织”的口号，同时还成立了有200多支打猎的土枪的队伍，声称只要来抓人，就同国民政府军开战。新四军驻地一个连的部队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国民政府部队开进华盘保，就将马上投入战斗，狠狠地教训政府军，保护民众生命安全。

30日，国民党自卫民团100多人果然开进华盘保，到达田坊后，得知华盘保工农抗会组织1000多人召开了抗议施保长的大会，而且还有新四军撑腰，感到形势复杂，不敢妄动，便在田坊停了下来。

这时候，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和扬明已经撤回军部，田坊一带的民运工作改由三支队驻地连负责。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泾县县委书记林芳（又说是陈光）赶到军部找扬明。考虑到扬明在田坊一带工作过，情况熟悉，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于是让他到华盘保了解情况。扬明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作通了华盘保工、农抗会的工作后，又找到国民党县政府，让县长出面解决事端。

县长胡钟吾怕事情闹大，只好做了妥协，答应谈判。谈判桌上有县自卫民团团长和田坊联保主任杨逢时，华盘保和田坊的工、农抗会负责人等。扬明以新四军军部民运部的名义作为调解人，主持了这次谈判，并代表农工抗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不能随便抓人，并立刻撤回抓捕郎长连等的错误决定。

第二，要求免去施秀亭保长一职，委任郎文炳为新保长。国民自卫民团以武力破坏群众的抗日活动是违反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的。

第三，农抗会缴去的枪支交还给县侦缉队。

县国民自卫民团和田坊等保保长见扬明和华盘保农工抗会代表态度强硬，无奈之下，只能同意了这些要求。

这次斗争终于以华盘保农工抗会组织的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胜利，而是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同国民党在政治权利分配上的一次较量，而且也是第一次较量，故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几乎震动了整个皖南。由于我党在事件中，坚持民众利益第一，工作中又做到有理有节，使国民党县政府原先的强硬态度被迫收敛，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后来，国民党县政府曾致函给云岭新四军政治部，提出抗议，但实际上，这已是一种失败后的无奈之举，无非做样子撑脸面而已。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看出：

第一，在抗日近3个年头后，国共两党抗日的“蜜月”期已经结束，面对国民党反共企图日渐暴露的情况，新四军在党的统一战线旗帜下，大胆发展自己的武装，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在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中，坚定军民联合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二，新四军一直重视民运工作的开展，特别在抗战第一线。除了支持抗日民众组织外，还有意识地培养这些组织的领袖人物，以便通过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建立由地方党团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新四军的补充兵源之一；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回和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便更好的发动民众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三，新四军的政治思想和民运工作成熟而老练。我党明知国民党县政府想借这次事件破坏我党建立政权的目的，但还是从大局考虑，慎重的、有理有节的以和平方式解决了矛盾，既使华盘保政权最后掌握在工、农抗会手里，又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式表面上维持了不变，给当地民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