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志编志用志琐谈

市方志办召开这样的会议，我是持赞赏态度的。

志书是让人读、让人用的，历史上，尤受到新任的地方官重视，这就是所谓“资政、教化”作用，至今仍然如此。但这只是一类读者。

还有哪些读者呢？答案是：很多。

我想，在众多的读者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史志工作者。正是史志工作者的读、用，才丰富了中国志书的库藏，丰富了志书的理论，使方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因此，我首先寄希望于当代方志工作者的读用，诚如此次会议这样，与会者，是以方志工作者为主的；当然，更希望能扩大这个读用团队。

在此，我仅以个人的经历，谈谈方志工作者的读用问题。

我在绩溪的方志工作队伍中，算是一位“外来的和尚”，故尤重读志。47年前，我是带着“乳溪翚溪离而复合曰绩”的问题来绩溪工作的。当时，我问了很多人，未获得答案。1969年，我下放到高村任教，在一次无意的家访中，看到了有“翚岭脚”三字的晒匾，由是慢慢的通过实地考察，找到了答案。由于那时还是“文革”期间，我不敢深挖，加之在农村一呆就是9年，既无法也不敢接触时属“四旧”的古籍；直到1979年11月，因校领导指示我搞校史，这才开始接触到半部《乾隆绩溪县志》，算是“文革”后，开始了在绩溪的读志用志，并由此而始，参与了一轮、二轮修志，一直坚持至今。

我读志，首先关注的是绩溪志书的编纂历史，即方志史，弄清一方志书的编纂历史，由是而有了《绩溪县志有六部，修志历史五百年》一文刊于当年的《安徽史志通讯》（今《志苑》的前身）。在完成《绩溪中学校史》后，首先花了十余年的时间，通过谱牒与实地走访，利用课余与节假日完成了从“胡开文的创业与创名”到“胡开文墨业史、人物传”的探讨，遂有了系列性文字刊于《江淮论坛》等刊物与书籍，并把自己对地方志研究的时段重点，放在嘉庆十五年《绩溪县志》中断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由是，又积极加入绩溪政协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探讨工作，并把方志阅读的范围扩大到自己比较熟悉的休宁（又以屯溪为重点）、歙县、黟县以及绩溪周边的旌德、宁国与安徽省志。凡能接触到的史志书籍，都要翻阅。

而今，作为二轮修志的执行主编，其读用又有了不同的角度，且增加了一份责任。

其一，因志书出于众人之手，难免有问题与过错。作为执行主编，应对已刊的志书负责，必须阅读，并把错误、遗漏一一列出，留待下一轮修志工作者使用。这一工作，我一直在进行中，并以《二志刊后改正增补随笔》为题，随时笔录留存，现在已改正增补了40余条、17000余字。比如，民国县长卞彬孙，应作“卞斌孙”，这是据其后人当面纠误的。又如，《嘉庆绩溪县志》的郡城名医周少塘，应属明代人；但《嘉庆绩溪县志》列为清代。当我再读《嘉庆绩溪县志·人物·周镜玉》条时却发现，他是明代人，因此，必须改正。这是多读一遍的收获。

其二，在修志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地方史与地方文献，为地情留点有用的文字。为此，我在领导的安排下，正在搞《徽墨志》；又在友人的支持帮助下，搞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文集·邵作舟》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两种，前者已进入出版社，可望年内出版；后者，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其三，将自己的方志知识，尽力用于旅游与经济建设，留给年轻人。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如绩溪中学文化广场上的铭文，绩溪县名人档案馆的筹建与布展，绩溪龙川胡氏宗祠中《胡氏世系图》雕版、乡贤祠中的《乡贤图》、胡宗宪纪念馆、胡富纪念馆与绩溪县博物馆中的诸多文字，绩溪县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徽墨之乡”的文本以及《宣城历史》读本的编写，我都参与了。总之，我都尽力了。

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史志工作者，读志、用志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