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江苏武进(现常州市区青果巷)人。1921年生,乳名陇儿,学名张个衡。参加革命后,改名张禾,化名杨星如、向阳。
向阳童年,随父母居住南京,先后在玄武湖小学、新廊小学读书。毕业后,考进南京八府塘的安徽中学。他住宿在校,学习勤奋,日军入侵南京前夕,向阳随安徽中学从南京来到屯溪读书。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皖南,徽州地区开始有了党的活动。安徽中学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很活跃。向阳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39年,他和李春甫(宣城人,1942年牺牲)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信告诉家里,说他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过得很有意义。”
不畏艰难 慷慨受命
1939年8月,向阳奉命从安徽中学调到徽州。中共徽州中心县委决定在北乡黄山区汤口,买一片山场,作为形势恶化时隐蔽和转移党的干部的“基地”。县委书记郑家琪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向阳。他欣然从命,来到人地两疏的山区,在党的中心支部书记杜维佑(当时以郑村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的领导以及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搭起茅棚开山种地,把“基地”建立起来了。1940年9月,向阳、杜维佑等20多人接受皖南特委的指示,卖掉山场,撤到特委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学习,并和杜维佑一起赴汀潭做了一段时间的民运工作。11月底到达宣城。
当时,国民党正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城许多公开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共产党员,接连惨遭暗杀。为此,皖南特委撤走了身份已暴露的同志,同时派遣向阳、彭海涛来到宣城,和县委组织部长江汉一起,开展地下工作,扭转党在宣城的危难局面。
12月底,中共南(陵)芜(湖)宣(城)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溶(原宣城县委书记)返回宣城,传达了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关于应对时局恶化的指示和任命彭海涛为宣城县委书记,向阳、江汉为县委委员的决定。
面对新的形势,县委作出决定:利用合法身份,深入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进攻的隐蔽活动,保护党的组织、保护新四军家属和民主人士,准备长期斗争。会后由向阳护送孙宗溶离境。在途中,向阳脱下身上的蓝布棉袄给孙穿上,让他装扮成小学教师模样安全通过了国民党顽固派岗哨的盘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强迫革命群众“自首”。地主们乘机向农民倒租倒息……在这危急时刻,向阳一边设法躲开国民党顽军的搜捕(向阳因在当地无社会关系可隐蔽,曾先后以“雇工”、“船夫”、“樵夫”为掩护),一边设法转移或隐蔽身份已公开了的同志;联络路过宣城的新四军失散人员,给他们指路和提供证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稳定党员与群众的情绪,坚定胜利信心;建立地下工作保密制度等等。同年4月,孙宗溶从旌德县来到宣城孙家埠中村,听取了县委的汇报,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指示:继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加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夺取武器,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由于叛徒告密并带着顽固派到处搜捕我同志,向阳、彭海涛处境十分危险,有好几次,他俩刚进村子,就被顽固派发现;刚离开村子,就被包围搜查。县委决定铲除叛徒。向阳带着一位同志埋伏在一个叛徒经常来往的路边等候了数天,终于逮住并处决了这个叛徒。消息传开,群众拍手称快。以后他们又获悉原中共宣城县委组织部长何其雄在南陵被捕叛变的消息。何从南陵回宣城后,以孙家埠镇和桂峰乡乡公所为据点进行叛卖活动。县委考虑,他的两个弟弟还在外地坚持地下斗争,他的叔叔不久前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他在本地的叛卖罪行还没有充分暴露之前就将其处决,不易被群众理解,所以决定先向他提出警告。
一天傍晚,“不速之客”彭海涛、向阳突然出现在何其雄家,何顿时愣住了,接着痛哭流涕,跪地求饶,表白什么“我没有害你们!”彭海涛当即揭穿他干的罪恶勾当,警告他不要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否则绝无好下场。但事后发现何其雄执迷不悟,丝毫没有悔改表现,相反却依仗顽固派势力,在孙家埠勒令一些党员和群众向他“自首”,还带领特务到处捉人。县委决定处决何其雄这个叛徒。由于没有武器,便向郎(溪)广(德)武工队借人借枪执行这一任务。何其雄行动诡秘,几次捕捉都落了空。后来向阳派人暗地追踪。一天中午,获悉何刚到家的消息,向阳和武工队员伍家卫化装成买菜人,由伍在门外掩护,向阳闯进何家。何其雄正在吃饭,一见向阳,知事不妙,踢开椅子,拔腿就逃。向阳一个箭步上前,“砰!砰!”两枪,将他打死。然后,和伍家卫安全撤离。叛徒何其雄被处死,震慑了整个宣城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使他们的反共气焰被迫收敛,革命形势有所好转。
从无到有 发展武装
经过赤手空拳到借人借枪与敌人较量的斗争实践,向阳、彭海涛深切体会到上级指示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站住脚。枪从哪里来?从敌人手中来!在夺枪斗争中,向阳充分显示了他的英勇和机智。
1942年上半年,从孙家埠到水东30里的公路上,常有国民党一〇八师的零星官兵来往。向阳带着王平,各挑一担柴草在公路上伺机夺枪。一天,他俩在离港口三里许的凉亭茶馆门口装着歇脚,进去“喝茶”。不久,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挎着快慢机,神气活现地来到茶馆,环顾四周,选就靠墙角的桌子坐下,将枪从身上卸下,打开机头,放在桌上。向阳看准时机,按事先的分工,示意王平行动。但在这关键时刻,王平惊惶失措,瘫在那里,一动不动。向阳见情况不妙,便猛扑上前夺枪,与顽军官扭成一团,展开了生死搏斗。王平此时却乘乱逃跑了。向阳使尽全身力气,用拇指打开了保险装置,扣动扳机,响了两枪,趁顽军官惊怕之机,向阳对准他的小腹飞起一脚,并扭转枪口将他打死。事后得知是国民党一〇八师的一个排长。
为了进一步武装自己,向阳和彭海涛发动党员、群众千方百计搞武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采用秘密缴获、公开收购、奇夺巧取等方式,从顽军那里搞到手雷、刺刀、手枪、步枪等武器,建立了一个有五、六人组成的游击小组,向阳任组长。他们在野外搭棚宿营,埋锅做饭,辗转在宣城山区,开展小规模游击活动,经常给国民党顽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这个游击小组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县的武装力量。
1943年11月,日军第二次占领孙家埠,国民党桂峰乡分队(有10多条枪)为他们以后的“出路”发生了分歧:副分队长想把这批武器带到周王村交给国民党流亡县政府;几个班长则与土匪串通,幻想依靠这批武器发财。但他们都怕这批武器被日军缴去。为此,向阳等决定尽快夺下这批枪支,寻机下手。12月的一天夜里,国民党的这支分队到了桂峰乡的施村,住进地主萧老头家。向阳带着七、八个游击队员,隐蔽在离施村不远的中村周集武家。翌日,天微明,向阳、周集武带着队伍从山沟隐蔽前进。到达后,在村口埋伏了3人(各带一支步枪),其余的由向阳率领猛扑萧家,向阳一枪撂倒了岗哨,枪声一响,埋伏在村口的三支步枪齐放,造成机枪式的威势。向阳等乘势从大门冲进,里面的顽军惊惶失措,乱成一团,顾不上抵抗,从后门翻墙逃命,这样,20多条枪全被缴获。
获得了这些武器后,县委立即向中共皖南地委报告,要求派人来宣城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
1944年1月,中共皖南地委组织部长陈洪和段广高等带了一批干部和一个连的正规部队来到宣城,并组成了新的县委:陈洪任书记、彭海涛任副书记、江汉任组织部长、向阳任宣传部长、杜维佑任敌工部长、段广高任军事部长,同时成立了宣城游击大队,段广高任大队长,向阳任副大队长,下设沈村、山南、西进3个区队。向阳兼西进区区队长,江汉兼指导员。
依靠群众 建立政权
西进区,位于水阳江的西、南部,约占宣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这个区的政治地位很重要。当时县委在此建立游击根据地,目的是要打通与南陵、泾县、旌德、繁昌等县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以及和新四军七师、六师联系的通道,以便取得皖南地委的领导。西进区在我进入之前,日、伪、顽及土匪交错盘踞,迫害群众,无恶不作。中上层人士远避他乡,广大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向阳和江汉到达后,首先开展了铲除土匪、保护群众的斗争。当地亲睦乡“清乡队”队长伍先有,原系兵痞出身的流氓头子,有五、六条枪。这个家伙疯狂反共,敲诈勒索,鱼肉人民,群众恨之入骨。为铲除这个匪首,1944年1月初,向阳带着队伍尾随他到了亲睦乡施村。一天中午,伍先有饭后出来散步,被我游击队员用枪口顶住,押进了周家。入夜,向阳命令战士用绳子将他勒死在河边。消息传开,围观者人山人海。有的群众用钉耙敲着他的脑袋说:“伍先有,你抢了我们多少鸡?你吃鸡否?”有的说:“谁敢动他?只有共产党!”之后,向阳带着队伍又接连消灭了土匪郁世明、刘文杰。从此,我党我军的威望很快就在群众中重新树立起来了。
向阳、江汉领导的西进区游击队在处决了几个匪首之后,日伪军两次到施村、双河边进行骚扰,都遭到区游击队的打击,引起了日、伪、顽的恐慌,加紧了对西进区游击队的进攻。
日、伪在西进区,强征民粮,掠夺竹木、铜材,逮捕士绅,勒索巨款,并强征大量民工,筑碉堡、建炮楼、修公路。在西乡,从珩琅山向杨柳铺方向蚕食推进,抢夺地盘。驻在据点里的日军,经常三五成群,出没于四周的村舍,强奸妇女,掠夺鸡鸭,民众苦不堪言。占据周王、新田、黄渡的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派出行动队到处搜刮,派出特务探我情况,派出武装出击我不备。向阳、江汉依靠西进区的武装力量,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针锋相对,打击敌顽,保护群众。据
在粉碎日、伪、顽的夹击之后,向阳、江汉在西进区加强了党的统战工作,争取和团结一切能够争取和团结的士绅与我合作,使西进区避难他乡的最大的士绅李定甫夫妇归来了,“帮首”吴同也与我们合作抗日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党领导的抗日乡保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向阳和江汉做了一系列的政权建立工作:建立税收制度;建立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成立群众性的自卫队伍;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使抗日游击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日益壮大的新气象。以后,西进区由江汉负责,向阳带着区游击队主力转向远西——双马铺、莲塘铺、寒亭、杨柳铺一带活动,为打通宣城与皖南地委及新四军七师的联系通道,作出了贡献。
峄山战斗 光荣负伤
1945年六七月份,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陈洪等来到西进区检查工作。一天清晨,向阳正在汇报工作,突然得到情报:“伪军刘广尧、刘文成的一支四、五十人队伍,从孙家埠渡过水阳江,正向西进区进发。”当时,集结在西进区的游击队员有200人左右,陈洪、彭海涛根据“敌情”决定:把来犯的伪军干掉。于是,向阳立即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峄山有利地形。
伪军发现我游击队主力部队后,驻水东、宁国的国民党部队赶来了;驻宣城城厢、孙家埠、洪林等据点的日军也来了。我方占领的阵地全部被包围。这一天,从清晨到黄昏,游击队同日、伪、顽接连打了三仗。向阳带的部队在板桥打得最激烈,一直打到晚上,战士们滴水未进,最后,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展开肉搏战。这时,向阳身上已多处负伤,倒了下去。敌人用脚踢他,向阳乘势顺山坡往下滚去。敌人下来用刺刀乱戳,向阳的胸部、腹部受了重伤。直到黄昏,敌人方才撤退。向阳从昏迷中清醒,从山上往下爬,爬到山沟里的一户人家敲门。户主开门一看,只见他全身是血,立即护送到鞑子营欧阳大妈家。村里的老百姓听说向阳身负重伤,纷纷送来鸡、鸭、鱼、肉等慰问品,县委、大队部立即派人连夜起程,把他送到苏浙军区医院。
经过80多天的治疗,伤口刚刚愈合、身体还十分虚弱的向阳就急切地出院,返回宣城,继续和同志们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浴血山峦 英名长存
1945年秋,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反动面目,团结教育全国人民,按照《双十协定》,新四军渡江北撤。向阳和宣城县委的同志们亦随部队北撤,走到溧阳县戴埠镇时,宣城县委研究决定让向阳、彭海涛返回宣城,继续坚持斗争。当时的向阳虽然重伤初愈,体质虚弱,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于10月和彭海涛带着一个加强排,回到了宣城。
11月的一天傍晚,向阳和彭海涛带领的队伍,走到宣(城)、郎(溪)、广(德)、宁(国)四县交界的鸦山地带时,遭到国民党的一个师兵力的围攻,部队被打散了。第二天,战士们依然各自为战,向阳、彭海涛等五、六人与敌人在山头周旋,直到夜晚才突出重围,撤到郎溪县不山林地区隐蔽了两天。第三天,向阳和彭海涛各带两名战士分头寻找失散了的同志,5日,向阳等来到洪林桥林家岗一带,10日,向阳正在林家岗林正木家洗澡时,被国民党情报员陈华章发现,遭到国民党新七师、县常备队和洪林乡反动武装的合击,向阳在突围时,不幸连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向阳牺牲的噩耗传开后,乡亲们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阳的遗体埋葬在林家岗冲里。解放以后,宣城人民为了纪念向阳烈士,把他的坟墓移到河西郭村,树立了纪念碑。河东人民在迁葬后的坟地上,再次修起了纪念向阳的坟墓,每年清明时节,河东、河西人民分别前去祭扫,悼念这位为革命捐躯的共产主义战士。1958年,李春甫烈士的遗孀黄金定老太献出了向阳烈士的照片,和烈士当年使用过的杯子、鞋子等遗物,泣不成声地说:“向阳真是我们宣城人民的好儿子。”当年的战士雷强曾和向阳合盖过一条被子,寒冬的深夜,向阳总是用自己的胸膛温暖着他的冷脚。他深切地说:“时至今日想起向阳,也是温暖如春啊!”
向阳既是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又是出色的宣传鼓动者。在当年频繁的战斗间隙,他除了给游击队员们上政治课,还自己编写并教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当年的游击战士,至今还能唱得出向阳编写的一首《游击队为民除匪徒》的皖南民歌,歌词是:
“去年底,开到西进区。遍地是土匪,大路上,还抢钱;老百姓,天天睡菜园。新四军,帮助民众度困难,杀土匪,打了大坏蛋,地方才平安。立政府,喜洋洋,成立亲睦乡。”
游击队打了胜仗,向阳马上又编出了新的歌词:
“去贡村哎,‘黑头’八条枪,吃酒席,还要打麻将,送他见阎王!我们去,两条枪,把他们都缴光!”
向阳编写的这些朴实、明快、爱憎分明的皖南民歌歌词,深受群众的喜爱,并且广为传播。
1982年,向阳烈士生前战友杜维佑,怀着悲痛的心情,重访了当年曾和烈士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郑村小学,并将向阳为郑村小学作的一副对联:“欢聚一堂,集邻闾英才而教;弦歌四野,树乡村文化之基。”重新挥笔书就,贴到校门上,用以教育后代,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向阳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英名将永世长存!
(本文由向阳镇党委宣传干事吴正宏摘自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办宫世恺、高国平根据陈洪、彭海涛、江汉、郑家琪、孙宗溶、杜维佑等老同志的回忆,及常州史话编写组罗我白、史洪、许建国同志写的《一树红梅两地番》等资料编写整理)